社科網首頁 | 客戶端 | 官方微博 | 報刊投稿 | 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當前位置:首頁 >> 最新作品 >

財產犯罪法律規定的比較分析

——以日本、德國、中國刑法為對象

李 強

內容摘要:通過分析日本、德國刑法關于財產犯罪的規定,可以發現:在行為對象上,日本刑法區分了財物和財產性利益、德國刑法區分了物和(狹義)財產,并由此導致兩國在保護法益問題上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理論范式;在盜竊等取得型犯罪的行為方式上,日本、德國刑法或直接或間接就其中的財物犯罪規定了占有這一客觀構成要件要素;在主觀目的上,德國刑法區分了不法所有目的和不法獲利目的;在財產損害上,德國刑法僅就(狹義)財產犯罪規定了財產損害要素;而日本刑法在主觀目的、財產損害這兩方面未作明確規定,遂使得理論上時有爭議。與日本、德國不同,中國刑法在行為對象、取得型犯罪的行為方式、主觀目的、財產損害等方面,均未作區別規定,故在解釋財產犯罪的構成要件要素時,需分別適用一元概念和理論;區分不同犯罪類型,分別構建解釋學概念和理論的思路,缺乏法律規定上的依據。

 

關鍵詞:財產犯罪;財產性利益;占有;主觀目的;財產損害

 

財產犯罪是刑法理論中經久不衰的傳統課題之一。近年來,我國刑法學界在財產犯罪的研究上取得了長足進步,引介、借鑒日本、德國財產犯罪理論,當然是取得進步的原因之一。但是,在引進域外理論時,自然應注意作為相關理論的規范性依據的法律規定,是否存在國與國之間的區別。對此,我國學者已有關注并作了一定的探討,分別涉及財產犯罪的行為對象、保護法益、主觀目的要素等方面,但尚缺乏對各國財產犯罪法律規定全面、系統的比較分析。本文即以此為目標,從行為對象和保護法益、取得型犯罪的行為方式、主觀目的要素、財產損害等方面比較分析日本、德國、中國刑法相關立法例和規定模式之間的異同,并指出基于這些異同日本、德國財產犯罪理論所呈現的在概念、術語和范式上的異同,最終基于中國刑法與日本、德國刑法在財產犯罪規定上的差異,提出中國財產犯罪理論建構所應選擇的路徑、方案。

鑒于本文著眼大處、不拘細節的宗旨,筆者不擬比較分析一些細節性問題,比如盜竊罪、詐騙罪等的客觀行為構造在法律規定上的異同。再者,如所周知,中國刑法關于盜竊罪、詐騙罪客觀行為要件的規定,皆取簡單罪狀,行為構造明確化的任務更多委諸理論,故也很難說這方面的異同究屬法律規定之異同,還是理論之異同。

 

一、行為對象與保護法益

 

(一)財產犯罪的行為對象

中日德三國刑法關于財產犯罪的規定,最明顯的區別在行為對象方面。概言之,日本刑法大體區分了兩類行為對象——財物(財物)和財產性利益(財産上不法の利益);德國刑法則區分了“物”(Sache)和“財產”();而在中國刑法中,除了極個別財產犯罪,財產犯罪的行為對象均表述為“財物”。

1.日本刑法關于財產犯罪行為對象的規定

日本刑法對于財產犯罪的行為對象明確區分了財物和財產性利益,從而形成兩類范疇(1)財物犯罪。例如,第235條規定,“竊取他人的財物”;第236條第1款規定,“使用暴力或者脅迫強取他人的財物”;第246條第1款規定,“欺騙他人使之交付財物”;第249條第1款規定,“恐嚇他人使之交付財物”;第252條第1款規定,“侵占自己占有的他人之物(物)”;第261條規定,“前三條規定之外,損壞或者傷害他人之物”。(2)財產性利益犯罪。例如,第236條第2款規定,“以前款方法,取得財產上的不法利益(財産上不法の利益),或者使他人取得”;第246條第2款規定,“以前款方法,取得財產上的不法利益,或者使他人取得”;第246條之二規定,“前條規定(第246條關于詐騙罪的規定——引者注)之外,向他人用于事務處理的電子計算機輸入虛偽信息或者不正當的指令,從而制作與財產權的得失或者變更有關的不真實的電磁記錄,或者提供與財產權的得失或者變更有關的虛偽電磁記錄給他人處理事務使用,取得財產上的不法利益,或者使他人取得”;第249條第2款規定,“以前款方法,取得財產上的不法利益,或者使他人取得”。

在上述列舉的條文規定中,盜竊罪、委托物侵占罪、器物毀損罪的行為對象是財物;電子計算機使用詐騙罪的行為對象是財產性利益;而強盜罪、詐騙罪、恐嚇罪的行為對象既可以是財物,也可以是財產性利益。由于針對財物的強盜罪、詐騙罪、恐嚇罪均被規定在相應條文的第1款,針對財產性利益的強盜罪、詐騙罪、恐嚇罪均被規定在同條第2款,故財產性利益犯罪在日本刑法理論中通常被稱為“第2款犯罪”。

日本刑法第247條關于背任罪的規定有一定特殊性。第247條規定:“為他人處理事務者,為了自己或第三人的利益,或者以損害委托人為目的,實施違背任務的行為,致使委托人遭受財產上的損害”。由于背任罪的成立以行為人與委托人之間存在委托信任關系為前提,而本罪的行為對象也包括財產性利益,所以,背任具有第2款侵占罪的特點;另外,本罪還包括專以損害委托人為目的的行為,因此,還具有毀棄罪的一面。也就是說,背任罪既有財物犯罪的側面,也有財產性利益犯罪的側面(利益侵占和利益毀損),因此,以財產性利益為行為對象的財產犯罪還包括背任罪。

2.德國刑法關于財產犯罪行為對象的規定

德國刑法針對財產犯罪的行為對象主要采用了“物”和“財產”這兩種表述:(1)以“物”表述行為對象的條文。例如,第242條第1款規定,“以使自己或者第三人不法所有為目的,拿走他人可移動的物(beweglichSache)”;第246條第1款規定,“使自己或者第三人不法所有他人可移動的物”;同條第2款規定,“若第1款中的物是被委托給行為人的”;第249條第1款規定,“以使自己或者第三人不法所有為目的,對人使用暴力或者以對身體、生命的現時危險相脅迫,拿走他人可移動的物”;第303條第1款規定,“不法損壞或傷害他人的物”。(2)以“財產”表述行為對象的條文。例如,第253條第1款規定,“為使自己或者第三人不法獲利,不法使用暴力或者以顯著的惡害相脅迫而強制他人實施、容忍或者不為一定行為,并由此對被強制者或者他人的財產()造成損失”;第263條第1款規定,“以使自己或者第三人不法獲取財產上的收益為目的,通過虛構事實或者歪曲、隱瞞真相,引起或者維持認識錯誤,從而致使他人財產遭受損失”;第263條a第1款規定,“以使自己或者第三人不法獲取財產上的收益為目的,通過設計不正確的程序、使用不正確或者有缺陷的信息、未經授權而使用信息或者其他未經授權的操作影響程序命令,從而影響數據處理結果,致使他人財產遭受損失”。

從形式上看,上述條文關于行為對象的規定與日本刑法不同。首先,日本刑法區分行為對象的標準是財產的存在形態,大體來說,有體的是財物,無體的是財產性利益。其次,德國刑法區分行為對象則與保護法益問題緊密關聯。以物為行為對象的犯罪一般屬于侵犯所有權的犯罪,以財產為行為對象的犯罪則屬于侵犯整體財產的犯罪(即狹義的財產犯罪)。但是,也有學者主張,“德國、日本等國刑法明文區分了財物和財產性利益”。這恐怕是因為,德國刑法中的“財產”概念是一個關于人的利益的整體概念,是指一切有經濟價值的東西。這其實是將作為有體物的財物以及不屬于財物的財產性利益都包括在內了。因此,對于德國刑法中以財產為行為對象的勒索罪、詐騙罪和電子計算機詐騙罪而言,其行為對象實際上包括了財產性利益;與之相反,對于盜竊罪、侵占罪、搶劫罪以及毀損物品罪而言,其行為對象只能是物。如此一來,德國刑法和日本刑法一樣,實質上區別了財物和財產性利益,并且只有特定犯罪能以財產性利益為行為對象。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都是由概念分析所得出,在德國財產犯罪概念和理論的建構上,物和(狹義)財產的區別才具有規范意義,因為這是德國刑法的明確區分,而財物與財產性利益的區分在概念和理論的建構上并無特別意義。這一點與日本形成鮮明對比,由于財物與財產性利益的區分是日本刑法的明確規定,因此,在日本的財產犯罪理論中這一區分就具有基礎性意義。

3.中國刑法關于財產犯罪行為對象的規定

中國刑法分則第5章是“侵犯財產罪”。在本章中,除了第272條、第273條、第276條、第276條之一等規定的行為對象是“單位資金”特定“款物”特定財物和生產經營活動“勞動報酬”之外,各條對行為對象的表述都是“財物”。例如,第263條規定,“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搶劫公私財物”;第264條規定,“盜竊公私財物”;第266條規定,“詐騙公私財物”;第270條第1款規定,“將代為保管的他人財物非法占為己有”;第274條規定,“敲詐勒索公私財物”;第275條規定,“故意毀壞公私財物”。

上述規定意味著:首先,在中國刑法中,各財產犯罪的行為對象均為“財物”,這與日本、德國刑法中各財產犯罪的行為對象并不一致的情況有很大不同。其次,中國刑法規定的“財物”是僅指財物,還是也包括財產性利益在內,是頗具爭議的問題。中國刑法理論傳統上認為,“財物”一般不包括無形的財產性利益。比如,在討論盜竊罪的犯罪對象時,雖然也主張盜竊罪的對象不僅指有體物,也包括無體物,如電力、煤氣、天然氣等,甚至不限于動產,不動產也應當被包括在內,但從具體的論述內容和列舉的具體財物形式看,“財物”這一表述應當沒有涵蓋財產性利益。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財產形態日益多元,無形財產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價值上,其重要性日益凸顯,以刑法來保護財產性利益的呼聲日益高漲。因此,主張刑法中的“財物”也包括財產性利益的觀點日益有力。

4.總結

關于財產犯罪行為對象的規定,日本、德國刑法大致為一類,中國刑法則與二者不同。

首先,在日本刑法和德國刑法中,盡管前者將財產犯罪的行為對象區別為財物和財產性利益,后者則區別為物和(狹義)財產,但這都屬于根據不同犯罪類型對行為對象作區別規定的立法例。而不管日本、德國刑法如何區別規定財產犯罪的行為對象,只要它們都明確表明財物不等于財產,而侵犯財產性利益的行為并不都構成犯罪,那么為了維持刑法規定的明確性、貫徹罪刑法定原則,就必須為財物劃定概念界限。但是,刑法本身并未明確定義“財物”“財產性利益”或者“財產”。因此,這一界限應如何劃定,實際上就成了刑法理論所要完成的任務。這是立法上區別規定財產犯罪行為對象,并且有限度地處罰侵犯財產性利益行為,在理論上帶來的后果。比如,關于財物概念,在日本就存在有體性說和管理可能性說的爭論。有體性說認為,刑法上的財物就是有體物,是指“占有空間的一部分并有形存在之物”。與之相對,管理可能性說則認為,具有“可移動性和管理可能性”的東西,即便是無體物,也是刑法上的財物或者物。但是,學者指出,如果將管理可能性說的邏輯貫徹到底,那么,具有事務管理可能性的債權也會成為財物,而這明顯與日本刑法明確區分財物與財產性利益的立法宗旨相悖。因此,應將管理可能性限定為物理的管理可能性,而將只有事務管理可能性的事物排除在外。這樣,債權、情報就不被當作財物。這是現在學說與判例的通說。在德國同樣存在類似上述的理論探討,當然,有體性說是界定物概念的通說。

其次,由于中國刑法以“財物”統一表述財產犯罪的行為對象,故學說上必須探究可適用于所有財產犯罪的財物概念。而且,如果認為財產性利益也是財產犯罪的行為對象,則原則上并無必要探討如何區分(狹義)財物與財產性利益。反觀日本的刑法理論,由于侵犯財產性利益的行為并非一概成立犯罪,故在學說上還必須對二者予以概念上的區分界定。而在德國刑法理論中,雖然不需要在概念界定上區分財物和財產性利益,而是需要分別界定“物”和“財產”,但由于“財產”包含了財產性利益在內,故實際上也是需要在學說上對財物和財產性利益予以區別的。

(二)財產犯罪的保護法益

嚴格說來,財產犯罪的保護法益更多屬于學說處理的問題,其通常未在法律規定中有直接體現,但這一問題與行為對象的法律規定息息相關,故本文就此作一簡要論述。

1.財產犯罪保護法益學說的基本狀況

在日本關于財產犯罪保護法益的探討中,傳統上是圍繞本權說、占有說以及各種中間說來展開的。不難看出,這一保護法益學說狀況是以盜竊罪為原型而形成的。這是因為,只有對財物而言才有所謂本權、占有等概念。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對于財產性利益犯罪,日本刑法理論通常并不單獨討論其保護法益問題,而只是在解釋“財產性利益”或者“財產”等行為對象時,或者在引介德國財產犯罪中的法律的財產說、經濟的財產說以及法律和經濟的財產說時,才涉及這一問題,相關論述并不系統、深入。

與日本不同,德國在探討財產犯罪的保護法益時,嚴格按照不同犯罪類型來展開。比如,圍繞侵犯所有權的犯罪,存在類似日本本權說、占有說爭議的所有權說和占有說的爭論;而對于侵犯整體財產的犯罪,則以法律的財產說、經濟的財產說、法律和經濟的財產說之間的論爭為主要內容。也就是說,在德國的財產犯罪理論中,保護法益學說與行為對象的法律規定大致對應。即,以財物為行為對象的犯罪,其保護法益問題以所有權說和占有說的爭議為主;以(狹義)財產為行為對象的犯罪,其保護法益問題則以法律的財產說、經濟的財產說、法律和經濟的財產說的爭議為主。

在中國的財產犯罪理論中,傳統通說的觀點是財產犯罪侵犯的客體是公私財產所有權,即所有人對自己的財產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顯然,這樣的學說主張以財產犯罪的行為對象是財物為前提,因為所有權以及作為其權能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以物為對象。但是,隨著主張財產犯罪的行為對象也應包括財產性利益的學說日益有力,以及日本、德國相關理論的引入,所有權說的通說地位被動搖。但是,域外學說的引入,也使得中國財產犯罪的保護法益學說呈現出一種傳統學說與新興學說、本土學說與域外學說相雜糅的狀況。

2.總結

如果說財產犯罪的保護法益問題與行為對象的法律規定密切相關,那么,在保護法益的問題上,日本理應依照財物犯罪和財產性利益犯罪的類型區分形成兩種保護法益理論,就好像德國形成了依據不同犯罪類型而展開的兩種保護法益學說路徑。然而,實際上并非如此,日本討論保護法益問題的理論線索是以盜竊罪為原型的本權說、占有說和各種中間說的學說爭議。加之日本刑法理論也引入了德國的法律的財產說、經濟的財產說、法律和經濟的財產說,更使得兩種理論范式雜糅在一起,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亂。而相對來說,德國的財產犯罪保護法益學說范式更加明晰,不同犯罪類型遵循不同的理論路徑。

如前文所述,中國的財產犯罪保護法益學說狀況,出現了不同范式并存、雜糅的狀況。這是因為學者們在借鑒域外學說時,有借鑒日本學說的、有借鑒德國學說的,卻沒有注意到日本與德國以及兩國與中國在法律規定上的差異,以及這種差異所導致的保護法益學說范式上的差別。其實,不同于日本、德國刑法區別規定行為對象的立法例,中國刑法對行為對象作統一表述,這就意味著在保護法益的問題上,應就所有類型的財產犯罪形成一元的保護法益概念和理論路徑,而不是像德國那樣形成兩種保護法益理論。也就是說,在中國刑法的規定模式下,所有權說、占有說與法律的財產說、經濟的財產說、法律和經濟的財產說是無法并存的。如果要予以借鑒,只能擇其一,而不能折中??紤]到中國刑法規定的“財物”包括了財產性利益,有學者建議以德國(狹義)財產犯罪的保護法益學說為中心構建中國的財產犯罪保護法益理論。

 

二、取得型犯罪的行為方式

 

在日本、德國的財產犯罪中,以盜竊罪、侵占罪等為代表的犯罪被稱為取得型犯罪。而盜竊罪的行為構造是將他人占有的財物轉移為行為人占有,侵占罪則是行為人不法所有自己占有的他人財物或者脫離占有的財物。由此,不難看出,財物的占有狀態是取得型犯罪重要的客觀要素。雖然財產犯罪中的占有概念及其理論,其內容在日本、德國、中國大致相通,但由于刑法規定上的差異,在具體的理論建構上,其實可以有不同的思路和方案。

(一)日本財產犯罪中的占有

在日本的取得型犯罪概念中,進一步區分了破壞占有的犯罪和不破壞占有的犯罪。前者包括盜竊罪、強盜罪、詐騙罪、恐嚇罪等,后者則主要指侵占罪。對于前者,作為行為對象的財物必須處于他人的占有之下;而對于后者,行為對象必須是處于行為人自己占有之下或者脫離占有的財物。因此,占有是在構成要件解釋上需要處理的重要問題。

學說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占有概念,在日本刑法上也有相應的規范依據。比如,根據日本刑法第252條第1款的規定,委托物侵占罪的行為對象是行為人“占有的他人之物”;根據第253條的規定,業務侵占罪的行為對象是業務上由行為人占有的他人之物;根據第254條的規定,遺失物等侵占罪的行為對象是“遺失物、漂流物以及其他脫離占有的他人之物”。因此,對于前兩種犯罪,占有是刑法明文規定的積極的客觀構成要件要素;而對于遺失物等侵占罪,則要明確什么是“脫離占有”,而這需要先界定什么是“占有”。

對于盜竊罪等的行為對象,日本刑法只是簡單規定為“他人之物”。而“他人之物”究竟是指他人占有之物,還是他人所有之物,并不明確。但是,根據與侵占犯罪之間的邏輯關系,可以推知盜竊罪等的行為對象是他人占有之物。這是因為侵占犯罪的行為對象是行為人自己占有的他人之物或者脫離占有之物,那么,盜竊罪等的行為對象就應當是這兩種情形之外的“他人占有之物”

基于占有這一要素,學說上對盜竊罪等的客觀行為結構作了一般性概括:打破原占有,建立新占有。只是說,在具體方式上,盜竊罪以平和手段,強盜罪以暴力或者脅迫等手段,詐騙罪、恐嚇罪則是通過威脅、欺騙造成被害人的恐懼心理或者錯誤認識從而使之處分財物。

與財物犯罪在客觀方面存在“他人占有”這一標示不同,取得型犯罪范疇下的財產性利益犯罪,在客觀方面并無與占有類似的學理概念。也就是說,占有的對象只能是財物,而不能是財產性利益。日本學者關于占有的定義,就指明了這一點:占有是指對財物事實上的控制、支配、管理。從日本刑法關于財產性利益犯罪的規定看,其條文表述一般是,“以前款方法,取得財產上的不法利益,或者使他人取得的,與前款同?!币簿褪钦f,財產性利益犯罪與同條第1款規定的對應的財物犯罪的區別,僅在于行為對象不同。這樣一來,雖然占有概念僅適用于財物,但對于財產性利益,由于存在事務上的管理可能性,因此,對財產性利益也有控制、支配、管理的可能。如此,對財產性利益的控制、支配、管理就類似于對財物的占有。進而言之,財物犯罪和財產性利益犯罪應具有一致的行為結構:打破他人對財產的控制、支配、管理,建立行為對該財產的控制、支配、管理。占有不過是對財產的控制、支配、管理的一種特定表現形式。然而,從學說的實際狀況看,日本并未單獨討論財產性利益犯罪中與占有相當的對財產性利益的控制、支配或者管理,而是重點討論財產性利益的定義以及取得財產性利益的方式。

總之,對于財產性利益犯罪,日本刑法理論并未構建出一個類似占有那樣的專門表征對財產性利益的控制、支配或者管理的概念,其研究重點是財產性利益的界定以及財產性利益的取得方式。如果說在成立財產性利益犯罪時實際上需要存在對財產性利益的控制、支配或者管理,則這一要素也大體上被財產性利益概念和財產性利益的取得方式等其他要素所包容和消化了。

(二)德國財產犯罪中的占有

與日本刑法一樣,德國刑法單獨規定了財物犯罪,因此,在學說上占有也是盜竊罪客觀構成要件解釋中的重要問題。只是,與日本刑法不同,在德國刑法中并沒有對“占有”的明文規定,占有更多是學說上通過分析盜竊罪的行為結構而析出的概念。根據德國刑法第242條第1款的規定,“以使自己或者第三人不法所有為目的,拿走(wegnimmt)他人可移動的物”,是盜竊罪;根據第249條第1款的規定,“以使自己或者第三人不法所有為目的,對人使用暴力或者以對身體、生命的現時危險相脅迫,拿走他人可移動的物”,是搶劫罪。盜竊罪、搶劫罪中都有所謂“拿走”。對于這一要素,學說上將之解析為如下結構:打破他人的占有—建立新的占有。與日本刑法學說類似,德國刑法中的“占有”(Gewahrsam)也是指對物的事實性控制、支配狀態。

占有概念的功能和體系性地位,在日本和德國是不同的。首先,在兩國占有都是盜竊罪等取得型犯罪客觀構成要件的重要要素,但是,在日本,占有還被很多學者視為盜竊罪等侵害占有犯罪的保護法律,從而形成了與本權說對壘的占有說和各種以占有說為基礎的中間說。而在德國,雖然也有學說主張占有是盜竊罪的保護法益,但這只是少數學說。而且,這類主張的實際狀況是,其也承認所有權是保護法益,只是進一步主張占有是所有權之外需要一并予以保護的獨立法益。其次,由于日本刑法以財物和財產性利益來劃分財產犯罪類型,所以,占有概念可以應用于所有財物犯罪。但在德國,由于財產犯罪分類以保護法益類別為準,行為對象體現為物和(狹義)財產這兩大類,所以,占有概念并不應用于(狹義)財產犯罪,適用范圍更?。▋H適用于盜竊罪、搶劫罪、侵占罪),角色也更加單一,主要起到描述“拿走”這一行為要素的作用??傊?,在日本,占有概念具有更重要的體系地位。

(三)中國財產犯罪中的占有

中國刑法第192條、第193條、第196條第2款、第224條規定了“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第270條第1款、第307條之一第3款、第382條第1款和第2款規定了“非法占有”。這些條文規定的“占有”都不是指作為對財物的事實性控制、支配狀態的占有,而分別是相關犯罪的主觀目的要素和行為要素。也就是說,與德國類似,在中國刑法中,并不存在對作為對財物的事實性控制、支配狀態的占有的明文表述。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以第270條第1款關于“將代為保管的他人財物非法占為己有”的規定為依據,將“代為保管”解析為“行為人基于委托信任關系而實際控制、支配他人財物”,則似乎能為占有概念找到法律規定上的解釋空間。

雖然缺乏刑法上明確的條文依據,但由于中國刑法對財產犯罪多采取簡單罪狀的規定方式,從罪刑法定原則的明確性要求出發,學說上借鑒日本、德國關于占有的學說,以描述盜竊罪、搶劫罪、詐騙罪、侵占罪等的客觀要件。從具體的學說狀況看,日本關于占有概念的學說、觀念和思考路徑在中國學界長期占據主流近些年,德國關于占有概念的學說也逐漸被介紹和引入。因此,占有作為對財物的事實性控制、支配狀態的觀點,可謂深入人心。但是,隨著中國刑法中的“財物”也包括財產性利益的觀點的提出和日漸有力,有學者主張將占有概念擴張應用于財產性利益,從而提出所謂“財產性利益的占有”概念.當然,這樣的概念擴張,自然會導致占有概念的觀念化、規范化,因此遭致諸多批評。

(四)總結

由于日本、德國刑法中的盜竊罪都只以財物為行為對象,故在學說上構建了作為對物的事實性控制、支配狀態的占有概念,將盜竊罪的行為結構構造為“打破他人的占有—建立新的占有”。在具體的學說觀點上,日本、德國的差別也不是很大。只是因為日本刑法中存在將一定情形下被他人占有的自己的財物視為他人財物的特別規定,使得在日本財產犯罪理論中,占有又被當作保護法益來討論。

與日本、德國刑法不同,中國刑法對財產犯罪的行為對象作了統一表述,因此從理論上說,就可以構建一個表征對包括財產性利益在內的“財物”的事實性控制、支配狀態的概念,以刻畫取得型犯罪的客觀要件。但是,由于學說繼受、借鑒的原因,中國刑法學界在這一問題上遵循了日本、德國財產犯罪理論的邏輯,借鑒了占有概念,然后再試圖對這一概念予以擴張以應用于財產性利益。

 

三、主觀目的

 

(一)日本刑法關于財產犯罪主觀目的的規定

從日本刑法的規定看,并無成立財產犯罪(不包括侵占犯罪和毀棄型犯罪)須具備超出故意之外的主觀目的的明確表述。但通說認為,行為人成立盜竊等取得型犯罪(以下以盜竊罪為例展開論述)須具備不法取得目的,其包括兩方面內容: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即不法取得目的是“排除權利人,將他人財物作為自己所有的財物,遵從其經濟上的用法而利用或處分的意思”。其中,排除意思的概念機能是,把不具有可罰性的一時擅自使用他人財物的行為(使用盜竊)排除在盜竊罪的處罰范圍之外,從而區別罪與非罪;利用意思的概念機能是,把占有侵害的目的限定在取得對財物的利用可能性上,從而與毀棄型犯罪形成區別??傊?,雖然日本刑法并未明文規定主觀目的,但從罪刑法定原則的明確性要求出發,判例和學說上構建了主觀目的要素,以區別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

但是,畢竟刑法本身并未作明文規定,所以學說上也存在主張無需主觀目的要素的觀點。這一主張又分為以下幾種:排除意思不要說;利用意思不要說;不法取得目的不要說。下面分別從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兩個方面對日本判例和學說的概況作一簡要展示。

1.排除意思

正如前文所示,排除意思的概念機能是區分盜竊罪與不可罰的使用盜竊,因此學說上基本圍繞使用盜竊展開對排除意思的探討。

對于使用盜竊,如果確實給被害人造成了比較嚴重的法益侵害,則有處罰的必要,此時最簡便、直接的辦法就是主張排除意思不要說,從而直接認定成立盜竊罪。這是因為,日本早期的判例是根據行為人是否有返還財物的意思來認定是否具有不法取得目的的,即排除意思是永久剝奪權利人對財物的占有的意思。如此,使用盜竊當然不能成立盜竊罪。

然而,排除意思不必要說的處理雖然簡便,但也會使得使用盜竊不分情形一概成立盜竊罪,這顯然有過于擴張處罰范圍的嫌疑。對此,日本后期的判例多主張,即便行為人有返還財物的意思而擅自一時使用,也可以肯定不法取得目的的存在。即判例并未否定排除意思,而是對其作了寬泛理解,不再要求永久剝奪占有。與判例的演變相應,學說上也出現了對排除意思的內涵作寬泛理解的動向。例如,大谷實就認為,對于排除意思,“并不要求具有永久保持該物的經濟利益的意思”;“不論是取得目的物本身的意思,還是僅取得財物的價值的意思,都是不法取得意思的內容”。而從判例的實情看,肯定使用盜竊具有不法取得目的的判例所面對的案件,都是在較長時間(4小時至18小時不等)內使用財產價值重大財物(汽車)的情形。也就是說,判例和學說通過寬泛理解排除意思,可以將一部分使用盜竊納入盜竊罪的處罰范圍,但不會認可對使用盜竊一概處罰,而劃定使用盜竊可罰與否的界限,其實是行為人不法使用財物的行為是否造成重大財產損害。

總之,只要判例和學說對使用盜竊可罰性的肯定只是有限的,就只能通過排除意思來區分盜竊罪和不可罰的使用盜竊,即排除意思無法被排除。這是因為在客觀方面,盜竊罪和使用盜竊的行為結構都是“打破占有—建立占有”,從而二者的故意內容也是一樣的,因此能夠區別二者的只能是作為主觀超過要素的不法取得目的(排除意思)。

2.利用意思

關于利用意思的內涵,日本的判例有一個逐漸擴大解釋的過程。最初,利用意思是“按照經濟用途進行使用、處分的意思”,從而否認以毀棄或隱匿的意思取得財物的行為具有不法取得目的;接著,在難以稱之為經濟用途的場合,利用意思可以是“按照本來的用途進行使用、處分的意思”,從而否認以報復或妨害的意思取得財物的行為具有不法取得目的;最后,利用意思還可以是“享受由財物所產生的某種效用的意思”,從而否認以掩蓋罪行的意思取得財物的行為具有不法取得目的。但是,無論利用意思的內涵如何擴張,只要還肯定利用意思是必要的,最低限度上,將財物保留下來以便將來予以利用的可能性應當是必要內容。

按照學說上主張利用意思不要說的立場,即便以毀棄或隱匿的意思取得財物,也成立盜竊罪。如此一來,只有不伴隨有占有轉移的情形,才有成立毀棄財物罪的可能。這是因為,行為人若以毀棄或隱匿的意思轉移財物的占有,按照利用意思不要說的觀點,此時即構成盜竊罪。因此,只有當行為人直接毀壞處于他人占有之下的財物時,才能成立毀棄財物罪。但這樣一來,如何從實質上解釋伴隨有占有轉移的毀棄(按盜竊罪處罰)在處罰上要重于不伴隨有占有轉移的毀棄(按毀棄財物罪處罰),以及如何為盜竊罪與毀棄財物罪的區分找到實質根據?因此,利用意思還是無法被否定的。從法益侵害的程度看,毀棄財物罪比盜竊罪要嚴重,但前者的法定刑卻低于后者,利用意思的有無就為這一差別奠定了基礎:基于利用意思取得財物,是出于更加強烈的動機而實施法益侵害行為,故可以認定行為人的責任更重;這樣,可以將利用意思理解為加重盜竊罪之責任的責任加重要素。

(二)德國刑法關于財產犯罪主觀目的的規定

與日本刑法未明確規定主觀目的要素不同,德國刑法不僅規定了主觀目的,而且根據財產犯罪的不同類型規定了內涵不同的主觀目的。一是不法所有目的(rechtswidrigeZueignungsabsicht)。比如第242條第1款、第248條c第1款、第249條第1款均規定:“以使自己或者第三人不法所有(rechtswidrigzuzueignen)為目的”。二是不法獲利目的(rechtswidrigeBereichernungsabsicht)。比如第253條第1款規定,“為使自己或者第三人不法獲利(zuunrechtzubereichern)”;第263條第1款、第263條a第1款均規定,“以使自己或者第三人不法獲取財產上的收益()為目的”。

基于上述立法規定的區分模式,學說上分別構建了相應概念與理論。

首先,就不法所有目的而言,其概念機能與內涵和日本刑法理論有些類似,也是為了與無權使用他人物品、損壞物品罪形成區別,也是由排除(Enteignung)意思和取得(Aneignung)意思這兩部分構成。而從實際內容看,德國圍繞不法所有目的的對象所展開的討論,與日本關于排除意思、利用意思的要或不要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比如,不法所有目的的對象,傳統學說是物的形式說,即不法所有目的的對象必須是物本身(包括全部或其一部分);物的價值說則主張,不法所有目的的對象是物所蘊含的價值。從結果上看,物的價值說擴張了不法所有目的的內涵,從而使得那些不以永久或長久占有財物的意圖,而是以利用財物的特定價值的意圖,拿走他人之物的行為,也會被囊括進盜竊罪的構成要件。然而,物的價值說將物的價值作為不法所有目的的對象,使得盜竊罪的不法所有目的與詐騙罪的不法獲利目的有發生混淆的危險,而這與德國刑法明確區分二者的條文含義不符。

其次,就不法獲利目的而言,指的是對財產狀況的任何程度的改善;使自己或者第三人免除了債務,也是獲得了財產利益。此外,行為人追求的財產利益必須與被害人的財產損失之間具有素材的同一性,即前者源自后者。從學說的討論情況看,不法獲利目的并未像不法所有目的那樣,再區分為排除意思和取得意思兩個方面。這或許是因為不法所有目的指向的是物,而不法獲利目的指向的是整體財產,背后則是侵害所有權犯罪與侵害整體財產犯罪的保護法益論差別。

(三)中國刑法關于財產犯罪主觀目的的規定

中國刑法第192條、第193條、第196條第2款、第224條均規定有“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但這些條文都處于刑法分則第3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之中,而第5章“侵犯財產罪”中并無非法占有目的的規定。因此,中國刑法關于財產犯罪主觀目的要素的規定模式與日本刑法更為類似。

同樣的,雖然刑法本身并未規定,但在學說上,通說一直主張成立盜竊等罪應具備非法占有目的,其內容是“將公私財物非法轉為自己或者第三者不法所有”。隨著日本財產犯罪理論的引入,有學者以日本的不法取得目的來闡釋非法占有目的,使得非法占有目的的概念機能與內涵幾乎等同于不法取得目的。近年來,德國的財產犯罪理論也逐漸為中國學界所認識,于是,德國關于財產犯罪主觀目的要素的學說也參與了中國財產犯罪理論體系的構建,但由于缺乏對日本、德國相關立法例差異及其所導致的理論范式差異的自覺,其間的概念誤認與話語沖突,也為學者所批評。

(四)總結

在主觀目的要素上,日本和德國的學說狀況有很大差別。首先,在日本的財產犯罪理論中,一般認為,如果不法取得目的對于財物犯罪是必要條件,那么對于財產性利益犯罪也應當如此。在具體內涵上,盜竊罪的不法取得目的與詐騙罪的不法取得目的,也是一樣的。其次,在德國的財產犯罪理論中,有兩種內涵不同的主觀目的要素,一是不法所有目的,一是不法獲利目的,二者分別以盜竊罪和詐騙罪為典型代表。

上述學說上的差異顯然源自立法例上的不同。在日本,由于刑法未明確規定財產犯罪的主觀目的,故學說在建構相應概念與理論時,會傾向于一元概念與理論。而在德國,刑法明確區分規定了兩類主觀目的要素,分別對應兩種財產犯罪類型(侵害所有權犯罪與侵害整體財產犯罪),因此學說上多遵循刑法的規定模式,就不同財產犯罪類型分別建構不同的主觀目的概念和理論。

如果以上述來觀察中國刑法,則中國刑法的規定模式更接近日本刑法,因此,在學說路徑的選擇上,或許也應該選擇建構一元的主觀目的概念與理論。

 

四、財產損害

 

(一)日本刑法關于財產損害的規定

在日本刑法中,第247條規定,“致使委托人遭受財產上的損害”,從而表明成立背任罪須具備財產損害這一要素,而其他財產犯罪條文皆未有這樣的規定。但是,沒有明文規定,不意味著成立相應財產犯罪就不需要被害人遭受財產損害。一些學者認為,只要屬于財產犯罪,就應當以發生值得刑法保護的財產損害為要件。因此,上述法律規定上的差異,只是在學說上造成了區別不同形態的財產損害的局面:整體財產犯罪和個別財產犯罪。前者是指,“以對被害人財產狀態的整體加以侵害,在財產狀態整體發生損害時,成立犯罪”的情形。即“應當將財產的喪失與取得作為整體進行綜合評價,如果沒有損失,則否認犯罪的成立?!焙笳邉t是指,“侵害被害人的個別財產權,即財物的所有、占有以及上述以外的個別財產權(債權、無形財產等)的犯罪”。對于這類犯罪,在判斷是否存在財產上的損害時,并不考慮被害人的整體財產狀態如何。即,“只要存在個別的財產喪失就認定為財產損害,至于被害人在喪失財產的同時,是否取得了財產或是否存在整體的財產損害,則不是認定犯罪所要考慮的問題?!庇捎谌毡拘谭▋H就背任罪規定了財產損害要素,故通說認為,背任罪為整體財產犯罪,而其他犯罪為個別財產犯罪。

學說上認為,背任罪的財產損害包括現有財產的減少(積極損害)和將來能夠獲得的利益的喪失(消極損害)。而所謂財產是指所有財產,因此,必須從委托人財產狀態的整體來考慮是否存在財產損害。如果一方面造成了損害,另一方面又有與之相應的收益,就不存在財產損害。

關于其他財產犯罪是個別財產犯罪,還是整體財產犯罪,學說上是有爭議的。比如,有學者認為盜竊罪、侵占罪是個別財產犯罪,背任罪是整體財產犯罪,而強盜罪、詐騙罪、恐嚇罪是包括二者。具體而言,個別財產中包含財物以及財物以外的財產權,即債權、無體財產權,因此,各個財產性利益犯罪中,既有針對財物以外各個財產權的情形,也有針對整體財產的情形。前者屬于個別財產犯罪,后者就屬于整體財產犯罪。

根據前述,只有在侵害被害人財產的同時還存在行為人對被害人的反對給付的場合,才有可能以是否存在整體財產上的損害為標準來判定是否存在財產損害。這是因為,在沒有反對給付時,只要發生財產轉移或者毀棄,一般而言就可以判定存在財產損害。一方面,由于發生了個別財物或財產性利益的損害,所以就個別財產而言,也存在財產損害。另一方面,由于沒有反對給付,從整體財產的角度看,也發生了財產損害。但是,當存在反對給付時,是否損害了整體財產并非不言自明。接下來,就以詐騙罪為例對日本的學說狀況作

一簡要展示。

對于被害人在向行為人處分財產的同時,又從行為人那里獲得一定對價的情形,形式的個別財產說認為,只要被害人處分了財產,即便同時獲得了對價,也仍然構成詐騙罪。但是,這一觀點遭到了批判,即,如此形式性地看待財產損害,其導致的結果是,否認財產損害是財產犯罪的成立要件。例如,行為人謊稱是醫生,向被害人推銷藥品,藥品本身是合格有效的,被害人支付的價錢也與該藥品的品質相當。對于此種情形,也認定行為人構成詐騙罪,就很不妥當。

實質的個別財產說在堅持詐騙罪是個別財產犯罪的基礎上,在判斷是否構成對個別財產的侵害時,會同時考慮被害人獲得的反對給付是否符合被害人處分財產的目的;如果符合,就不存在個別財產的損害;如果不符合,則仍然存在個別財產的損害。例如,行為人謊稱某藥品具有治療冠心病的功效而向冠心病患者推銷,被害人支付的價金正好就是該藥品的實際價格。對于這一案件,雖然可以說,被害人的處分與獲得在經濟交換價值上相當,但由于該藥品根本無助于治療冠心病,所以,被害人獲得的反對給付與其處分財產的目的并不符合,被害人仍然遭受了財產損害。

縱觀上述學說爭議可知,具有實質意義的爭論其實是:在判斷財產損害時,是進行形式的判斷,還是進行實質的判斷。至于某財產犯罪到底是個別財產犯罪,還是整體財產犯罪,恐怕并沒有實際意義,因為這一對概念對于判定是否存在財產損害并不能起到指導作用。

(二)德國刑法關于財產損害的規定

德國刑法第253條第1款規定,“對被強制者或者他人的財產造成損失(Nachteil)”;第263條第1款、第263條a第1款均規定,“致使他人財產遭受損害(beschdigt)”;第266條第1款規定,“致所應照管之財產利益遭受損失(Nachteil)”。

以上規定有財產損害要素的財產犯罪皆屬德國刑法理論所言之(狹義)財產犯罪,因此,通說認為(狹義)財產犯罪皆為整體財產犯罪。即只有當被害人財產整體上發生減損時,才能成立上述犯罪。以詐騙罪為例。認定詐騙罪的財產損害,應根據客觀化判斷標準對比被害人財產在處分行為前后的整體價值,從而確定其整體財產是否有所減損。這里的客觀化判斷標準即以被害人財產的客觀經濟價值來評價其財產數量。由于是整體財產犯罪,所以,當在被害人處分財產的同時獲得了價值相當的補償(反對給付)時,原則上不能認為存在財產損害。

但是,也不是只要存在相當的反對給付,就認定不存在財產損害,而是也會考慮權衡被害人處分財產的目的是否達成、被害人處分的財產與獲得的財產的主觀價值。例如,行為人向養殖奶牛的農戶推銷擠奶的機器,其向并不需要該機器的農戶謊稱該機器多么有用,使得該農戶最后買了完全棄置無用的機器。再例如,行為人在明知某農戶現金不足的情況下,謊稱降價銷售,使得該農戶向別人借錢買下了機器。對此,行為人都構成詐騙罪。對于前者,由于該機器對被害人完全無用,因此,被害人獲得的反對給付根本不能實現被害人處分財產的目的,從而存在財產損害。而對于后者,雖然該機器對被害人是有用的,但被害人為了購買該機器,不得不向他人借錢,承擔了債務,從而使自己陷入不利的經濟境地,因此也能夠認定存在財產損害。

從上述不難看出,在特定場合判斷財產損害時,需要結合被害人個人的具體情況來確定是否存在整體財產的減損。也就是說,即便客觀地看被害人的財產并未發生經濟價值上的減少,但仍然可能因為被害人的特別情況而認定其遭受了財產損害。比如,被害人雖然獲得了相當的反對給付,但其處分財產的目的完全落空,或者為了獲得反對給付而實施了不利于自己的交易行為。上述兩個案例即是如此。

與要求財產損害要素的(狹義)財產犯罪不同,德國的侵害所有權犯罪不需要具備財產損害要素,其最大的特點是所謂“形式的所有權保護”(formalerEigentumsschutz)原則。這一點在學說上并無爭議。而從具體的內容看,相關學說類似于日本的個別財產犯罪。

(三)中國刑法關于財產損害要素的規定

在中國刑法中,除了搶劫罪、個別類型的盜竊罪、破壞生產經營罪等以外,財產犯罪均未明文規定財產損害要素。因此,在規定模式上,中國刑法更接近日本刑法。同樣,雖然刑法本身沒有明文規定,但目前的學說狀況是,基本認可財產犯罪的構成要件結果是使被害人遭受財產損害。至于這一財產損害如何判斷,從目前的學說狀況看,似乎傾向于將全部財產犯罪都視為日本刑法理論意義上的個別財產犯罪。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一個別財產理論在一些學者那里完全可能呈現為實質的個別財產說。同時,或許由于中國刑法并未根據犯罪類型的不同對財產損害要素作不同規定,所以,學說上未出現類似德國刑法學說那樣的情況,即根據侵害所有權犯罪與侵犯財產犯罪的類型區分而就財產損害要素形成不同的理論概念與話語。雖然有學者提出類似主張,但這一主張分明以德國的立法例為背景,似不應為中國所取。

(四)總結

總體來看,日本和德國刑法及其學說在財產損害要素方面,大致形成了就不同犯罪類型形成不同概念與理論的狀況。比如,日本刑法僅就背任罪規定了財產損害要件,故在通說上形成了如下分野:背任罪所屬的整體財產犯罪以及其他犯罪所屬的個別財產犯罪。德國刑法僅就(狹義)財產犯罪規定了財產損害要素,故學說上形成了如下分野:以形式的所有權保護原則為宗旨的侵害所有權犯罪(無需財產損害要件)與以保護整體財產為宗旨的(狹義)財產犯罪(需具備財產損害要件)。

中國刑法與上述不同,未明文規定財產損害要件,因此學說上也未形成分別就不同犯罪類型建構關于財產損害的概念和理論的局面。

但是,如果從實質的視角審視,或許不必過于強調整體財產理論與個別財產理論的差別。因為從前述介紹的學說爭議狀況看,德國的整體財產理論實際上已經與日本的實質個別財產說沒有實質區別了,因為二者在判定財產損害時,都會考慮被害人獲得的反對給付的實際價值、被害人處分財產的目的是否達成等因素。因此,更有意義的可能是,對財產損害作實質性判斷。

 

五、結論

 

通過前文比較分析日本、德國、中國刑法關于財產犯罪的規定,我們可以從行為對象、取得型犯罪的行為方式、主觀目的、財產損害等四個方面,對三國刑法規定的異同作出如下幾點總結:

第一,在行為對象上,日本、德國刑法均作了區別規定,日本刑法區分了財物和財產性利益,德國刑法區分了物和(狹義)財產,而中國刑法將財產犯罪的行為對象統一表述為“財物”,未作區別規定。這一法律規定上的差別導致,在財產犯罪理論的構建上,中國可以有不同于日本、德國的選擇。由于日本、德國刑法區分出了財物這一范疇,這使得理論上必須對財物概念予以界定。如果財物的外延過于寬泛,以至于將無體的財產性利益也包括在內,則有違立法者有限處罰財產性利益侵害行為的立場。反之,在中國刑法的規定語境下,如果認可財產性利益侵害行為的可罰性,則應在“財產”的意義上來理解、界定“財物”。這樣一來,在中國,財產性利益侵害行為的處罰范圍顯然要大于日本、德國。

第二,在取得型犯罪的行為方式上,日本、德國刑法或直接或間接就其中的財物犯罪規定了占有這一客觀構成要件要素,而就其中的財產性利益犯罪,理論上則未形成與“占有”相對應的、具有近似功能的概念。由于中國刑法所規定的“財物”是與“財產”同義的概念,包括了(狹義)財物和財產性利益,所以,在取得型犯罪的范疇內,中國的財產犯罪理論需就財產的控制、支配、管理形成一個可統一適用于(狹義)財物和財產性利益的概念。對此有如下思路可供選擇:一是建構新概念,二是將占有概念擴張適用,成為體現對財產的控制、支配和管理的理論概念。

第三,在主觀目的上,德國刑法針對盜竊罪等規定了不法所有目的要素,針對詐騙罪等(狹義)財產犯罪規定了不法獲利目的要素,由此理論上展開了不同的理論建構,并且,二者的含義不同是理論上的共識。與德國刑法不同,日本刑法未明文規定主觀目的要素,但從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必要性出發,理論上認為主觀目的要素是必需的。但是,在含義理解上,學界并未對主觀目的予以區分,而是統一理解為不法取得目的,而且在其各罪之中其內涵并無不同。與日本刑法一樣,中國刑法也未明文規定主觀目的要素,但理論上多主張主觀目的要素是必需的。

第四,在財產損害上,日本刑法僅就背任罪規定了財產損害要素,由此理論上均主張背任罪為整體財產犯罪,財產損害的認定需對比考察犯罪發生前后被害人財產的整體狀況;而對于其他犯罪,由于刑法沒有明確規定,故理論上時有爭議,但總體上以個別財產說來統一解釋。與日本刑法不同,德國刑法明確就(狹義)財產犯罪規定了財產損害要素,因此,理論上從整體財產說來理解財產損害要素的,對于未規定財產損害要素的侵害所有權犯罪,則強調所謂“形式的所有權保護”原則。中國刑法的情況與日本刑法較為接近,故理論上的爭議較大。

在總結了日本、德國刑法關于財產犯罪的規定的總體特征后,對比中國刑法的相關規定,可以得出以下啟示:

第一,日本、德國刑法關于財產犯罪的規定,大致可以被概括為所謂“區分制”,比如行為對象上區分財物和財產性利益、物和(狹義)財產,主觀目的要素上區分不法所有目的和不法獲利目的,以財產損害要素區分侵害整體財產的犯罪和侵害所有權的犯罪,而中國刑法的相關規定可被概括為所謂“單一制”。而且,值得指出的是,德國刑法的規定揭示了兩種內在邏輯環節,分別對應侵害所有權的犯罪和侵害整體財產的犯罪:物(行為對象)——所有權(保護法益)——占有(取得型犯罪的行為方式)——不法所有目的——形式的所有權保護(無需財產損害要素);(狹義)財產(行為對象、保護法益)——不法獲利目的——整體財產(財產損害)。

第二,與“區分制”對應,日本、德國形成了針對不同犯罪類型構建不同理論概念、學說的范式,但中國刑法是單一制,故理論上應就財產犯罪構建可以統一適用的一元概念與理論,不再區分所謂財物犯罪和財產性利益犯罪,侵害所有權的犯罪和侵害整體財產的犯罪,等等。比如,在行為對象上,不區分財物和財產性利益,而是從廣義“財產”的意義上來理解“財物”;在取得型犯罪的范疇內,構建能夠體現對財產的控制、支配、管理功能的統一概念工具;對于保護法益、主觀目的要素、財產損害要素,應構建統一學說,比如像一些學者建議的,以不法獲利目的來統攝中國財產犯罪的主觀目的要素,以經濟的財產說來理解財產損害。即,形成如下的財產犯罪要件的邏輯環節:財產(行為對象、保護法益)——對財產的控制、支配、管理——主觀目的——財產損害??傊?,在中國刑法的單一制規定模式下,缺乏區分不同犯罪類型,分別構建解釋學概念和原理的法律規定依據。

作者:李強,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來源:《法學評論》2019年第6期。

韩国亚洲精品A在线无码,久久性色欲AV免费精品观看,男男GAY啪啪网站18禁,精品久久久久久无码免费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